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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百分点;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上涨0.7%,回落2.3个百分点;农副食品加工业,上涨0.2%,回落0.4个百分点。此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均由降转涨,分别上涨0.4%和0.3%;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价格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
  从同比看,PPI下降2.1%,降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下降2.8%,降幅收窄0.2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格由涨转降,下降0.1%。主要行业中,价格涨幅回落的有农副食品加工业,上涨3.9%,回落1.6个百分点;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上涨2.9%,回落0.5个百分点。价格降幅收窄的有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下降7.5%,收窄0.5个百分点;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下降2.3%,收窄0.2个百分点。价格降幅扩大的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下降26.2%,扩大1.0个百分点;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下降16.9%,扩大0.2个百分点。此外,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由上月下降转为持平。
  不久前,国家图书馆发布“日本细菌战资源库”,揭露相关史料1万余页,面向社会免费开放使用。“勿忘历史,吾辈自强!”“没有人有资格替受害者原谅!”……话题迅速登上新浪微博热搜排行榜,引发公众强烈反响,超过12万人为话题点赞。
  详实的史料背后,是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办公室长达近10年的努力。“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这是他们恪守的责任。
  “对于无名的受害者,纵使正义迟迟未到,至少应该做到‘不忘记’。作为他们的同胞和后人,我们有责任捍卫历史事实结论不被篡改。”国图民保办一位工作人员说。
  “JIG CHARLIE SUGAR”——蹦跳的糖查理,“BAKER WILLIAM”——面包师威廉,“UNCLE SUGAR”——糖叔叔……
  一份1947年5月,日本远东司令部致美国战争部总情报部的电文,看上去莫名其妙、语焉不详。而在“词不达意”的背后,却隐藏着“暗通款曲”的交易和不可告人的罪行。
  就像谍战电影中,许多密码的解读,都要依靠一份解密的“母本”一样,经过摸索,申子超也找到了解读暗语的凭证。线索就在这份文件的电文编码上。经过对1万多页往来电文的整理,他找到了一份与这份文件编号相同的电文。
  经过翻译和比对,这些暗号身上的“秘符”迎刃而解。“BAKER WILLIAM”——Biological Warfare,细菌战;“JIG CHARLIE SUGAR”——Joint Chiefs of Staff,参谋长联席会议;“UNCLE SUGAR”——the United States ,美国……
  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雷亮解读,这份电文涉及的日本战犯,包括前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队长石井四郎、生产部长川岛清和部队成员柄泽十三夫等。电文中提到,苏联方面的证人川岛和柄泽确认日本进行了细菌战人体试验,对此,石井已默认。日本至少对中国军队实施了三次所谓的“实战测试”,并于战败前夕在哈尔滨平房销毁了400公斤曾计划用于对中国实施细菌战的炭疽菌。
  此外,电文还指出,石井四郎的供词暗示了他有上级,据美国情报人员推测,其上级可能是当时正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日本甲级战犯。“包括1939年至1944年担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梅津美治郎、1934年至1936年担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南次郎、1932年至1934年担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的小矶国昭,以及1937年至1938年担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
  “美国将把他们提供的信息保留在情报部门,不会用作战争罪的指控证据,以此取代战争罪的豁免。”这是美国国务院、战争部、海军部三部协调委员会的内部讨论中,认为可以告诉石井等人的结论。
  这封电报说明什么呢?“它说明,日本对华发动细菌战的行为并非某个人或某个部队‘一意孤行’的产物,而是背后有国家层级的军政要员指挥,日本政府完全知晓,美国政府心知肚明,这是一个国家行为。”雷亮指出。
  其中,美国国务院代表罗伯特·费尔里提到:“日本人已经取得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细菌战数据……必须记住一点,在任何情况下,我们更关心的是防止某些其他国家得到我们自己正在索取的那些石井的资料……我相信这是一个正义须向更大利益让步的时代……在我看来,花这么大力气只是为了把两三名日本人送上法庭,而代价却可能是将极有价值的细菌战资料暴露给了苏联或其他国家……我高度怀疑是否应该这么做。”
  “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一月四日晨五时许,敌机一架于雾中在常德上空低飞,掷下谷麦、絮纸、毡棉及其他不明颗粒状物多种……敌机抛掷谷麦等物后,在当时无任何不幸事件,迨第一可疑病例于十一月十一日出现,此例为十一岁之幼女……”
  这是细菌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文贵在1942年所写的《湖南常德鼠疫报告书》手稿。万言报告,真实地揭发了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雷亮介绍,代表国际检察局的美国检察官萨顿赴华收集到大量有关日本在华实施细菌战的证据材料,并向国际检察局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基南递交了一份长达37页的《中国之行报告》,汇报他在华调查日本战争罪行证据所得,并随报告附上了金宝善、伯力士、陈文贵、巴牧师夫妇等人提供的证词证据。
  在报告中萨顿明确指出:“在日本侵华罪行部分最值得调查的罪行如下:……违反国际法在战场上使用毒气;通过散播布满鼠疫菌的各种材料实施细菌战。”他认为湖南常德案例证据最为完整。
  而本次细菌战资料库公布的一万页档案中,就包含着一份1942年12月3日,美国对欧洲的播报文本,题为《中国湖南常德爆发鼠疫》。文件内容显示,“根据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记录,中国疫情防治部门的负责人完成了在常德地区的调查并返回长沙,有充足理由相信常德地区爆发的鼠疫是敌人(日军)采取的行动。鼠疫首次爆发的时间是1941年11月11日。此前一周日军空袭的飞机刚在该地区投下了炸弹,而病菌的潜伏期也是一周的时间。所以,可以认定日军在实施细菌战。”
  然而,美国却以“鉴于已知现状,谨建议不尝试证实日本对华使用细菌武器”的结论,将这些材料束之高阁,但不曾泯灭的证据岂容无视。
  雷亮介绍,此后,致力于研究日本侵华罪行的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曾于1993年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发现日军侵华战时日志《井本日志》,其中就包括1941年11月4日日本飞机在湖南常德投放鼠疫跳蚤的记载。
  “敲门”、吃闭门羹、想办法再“敲门”,是曲折的征集过程中的“常态”。雷亮回忆,曾有一次赴国外收藏机构征集资料的经历让她印象深刻。
  仔细阅读了该收藏机构的借阅指南后,团队向这家机构提出了邮件申请,得到的回复是同意前往查阅,对查阅要求没有做任何说明。然而到场后,机构的工作人员才对拍照相机、复印纸张和存档光盘都提出了严格要求。突发情况造成的窘境时有发生,而团队的工作人员只能当机立断、临场应变,解决困难、完成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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