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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戈:我很同意张维为老师刚才提到的,教育是一个关键。因为当一个人上了大学之后,他的思想已经非常独立了,老师都很难影响他,比如我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我就觉得我对我的学生,除了知识上面有影响以外,对他的三观其实影响很小。所以我这里强调的教育其实是中小学教育。我们注意到全国人大5月28号通过的决定里面,第5条就专门提出特首有义务在香港完善国家安全方面的教育。
  国家安全教育今后肯定会在香港中小学教育当中得到加强,同时国安教育也应当和香港早就应该推行的国民教育结合起来,把它作为国民教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有了教育作为保障之后,那么第二个方面,在我看来就是舆论。“乱港四人帮”里面黎智英发挥的作用非常大,因为他控制着香港很多有影响力的媒体。国安法通过后,对于宣传颠覆国家政权等言论的媒体,就会加强控制,也会切断它和境外势力之间的联系。有了教育和媒体两个方面之后,社会共识就更容易形成。
  主持人:对于香港来说,很多机构是不是还面临着一个重新建构的过程。可能内地的朋友们很难理解,我们说教育主管部门,要管老师、管教材、管规划等等,但在香港,教协也好,教育主管部门也好,各自是分散的,而且还彼此对立。如果要通过教育、媒体去提高整个社会共识的话,是不是机构重新建构也是个很大的议题?
  张维为:香港的这个政治制度,实际上是需要进行一些改革的,因为原来邓小平提50年不变,他对香港行政主导这个模式,是比较欣赏的。但这个模式后来被彭定康改掉了。他怎么改的,举个例子,很多功能全部交给立法会来制约,用权力制约,还有个最关键的点,把很多政府部门,要么私有化了,要么变成独立法人。香不久前香港“高考”考题里面关于抗战题目很有争议。这么小的地方,700万人,变的这么分散,采用所谓三权分立,结果什么事都做不成,特首权力变得非常非常弱,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是公开说的,我赞成该改就要改。在内部达成共识。这次香港国安法允许由特首来任命法官,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回归行政主导,我个人认为,朝这个方向再进一步。
  主持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新的任务。我知道现场有一位朋友来自香港,上海香港联会会长张国正先生。在香港国安法出台之前,所有爱香港的朋友,对香港局势最担心的是什么?
  张国正:最担心的就是,是否真的可以把这个乱局平定下来。对拥护基本法,我们建制派阵营,过去一年可以说是受不了了。现在香港国安法准备出台,它是否真的能压得住呢?当时的疑问是这样,因为无论在街头或是立法会,实在太多乱局。现在情况越来越清晰,但是反对阵营在过去几个星期,一直散布负面消息,所以你可以想象香港老百也非常混乱,到底谁说得对?举个例子,国安法是直接由全国人大做的一个决定,那么是否会对“一国两制”造成直接冲击或打击?反对阵营肯定会一直做这样的宣传,所以我也想听听两位教授和在场的嘉宾给香港人解释清楚。
  还有一个,就是香港是实施普通法的,刚才教授都点出来,普通法的一个重要元素,是看先例的,那么如果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以后,肯定是新的东西,没有过去判案先例,那会怎么判呢?当然我听到说我们要重新洗牌,这是对的。但老百姓还是需要听清楚,这两者的连接在什么地方?
  郑戈:其实是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国安法是否会影响“一国两制”,是否会减损基本法所保障的香港的高度自治。我们从全国人大的决定和香港国安法的内容来看,是不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时候,充分考虑了香港原有的法律,是试图把香港原有的涉及国家安全的刑事罪名加以考虑,然后整合到现在国安法当中。有一个非常有争议的罪名, Sedition,煽动,本来香港是有的。但是这次国安法没有把它放进去,因为它涉及到因言获罪问题,可能会和《基本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相抵触,日后香港自己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的时候是否会把它放进去,这是开放的。    
  第二就是它和普通法的衔接问题。实际上并不是说普通法里面没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这种先例,它本来是有的,在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有大量关于Treason,“叛国”,Subversion,“颠覆”的检控,所以说香港法院在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国安法的时候,也可以参照之前的先例。
  主持人:其实这几年香港的乱局让我们意识到,很多人对“一国两制”的认知是不准确的。所以两位能不能再解释一下这个问题,“一国两制”到底应该怎样理解?
  张维为:“一国两制”非常清楚,首先是“一国”,有“一国”的存在才有“两制”,。80年代中期,我在外交部做翻译,最后讨论香港问题的中英工作小组,我参与了一部分工作。当时的共识非常清楚,就是“一国两制”,“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变成什么?只讲“两制”,不讲“一国”。
  郑戈: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一国两制与国家整合》,里面提出一个观点,我觉得香港法律界的大部分人,只读半部基本法,他只读《基本法》当中保障香港高度自治的条款,而故意不读确保“一国”的条款。 “一国两制”,“一国”是一个前提,没有“一国”就谈不上“两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上一轮立法会选举中,很多有明显“港独”主张的人居然都参选了,而且还被选上了。这本身就完全和“一国两制”当中的“一国”相抵触的,就说明他已经撒谎了,因为选举的时候,虽然当时还没有国安法相关条款,但你必须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才能够参选,可见很多香港人只读半部基本法的问题是多么严重。
  Q1:我叫刘俊辰,来自华南理工大学,是一名大一学生。因为我在广州读书,所以平时比较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的相关消息,有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两位老师。从去年6月开始的“修例风波”给香港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我们也不难发现,在示威人群中有很多人是青年,甚至是跟我差不多大的学生,很大程度上说明香港的中小学教育存在着问题,香港前特首董建华先生和梁振英先生都曾推进过通识教育改革,但都遇到层层阻力,为什么我们在香港推进爱国主义教育或者说增强香港青年国家认同感的教育这样难呢?阻力究竟是源自于什么呢?谢谢。
  郑戈:因为要推进爱国主义教育,或者说国民教育,前提是要有爱国的老师,其次是教材问题,因为香港没有像我们内地这样的统编教材,很多学校使用的涉及国家认同的课程教材,直接用的就是美国或者是英国的教材,历史科目是最明显的,他们的教材在谈到中国,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很多都是负面的,甚至连抗日战争这种人类社会已经有共识——日本犯下了罪行的事件,他们也可以做另类解读。
  教师和教材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因素。有这样的教师和这样的教材,难怪会培养出没有国家认同的青年,所以我们不能去责怪这些未成年人,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的教育体系下教育出来的。
  张维为: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怎么对香港人讲好中国故事、内地故事的事,因为现在还有很多人有偏见,你只要看香港的报纸或者电视台,就是充满了对中国内地的误读。一个很小的负面新闻可以放得非常之大,这已经形成一个传统了。同时这也是个机会,我们需要把中国内地的成功故事讲好,实际上深圳就在边上,这么成功的一个故事,大湾区也是。某种意义上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希望把一些基本道理说清楚,有一批人能够跟香港的民众学者开诚布公、坦诚沟通
  Q2:两位老师好,我叫韦向左,是来自上海一家银行的互联网产品经理。张老师一直提到,我们要跟国外也好,跟香港也好,说好中国故事,但我个人感觉相对来说比较悲观。我在网上也好,或者说私下去跟朋友聊也好,更多的人是我只听我爱听的。所以我们去跟香港同胞说国安法怎么好,我们怎么保持善意,实际上我感觉大多数年轻人根本就不想听,这种情况该怎么应对?
  张维为:我是这样看的,要提供真正好的产品,包括思想产品;形势比人强,有好的产品,又有比较到位的各种各样的工作,会有一部分人觉醒起来的,这部分人他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当然现在我们有一个普遍的感觉,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发展,变得越来越部落化,每个人都看自己喜欢看的东西,这确实存在,但我相信我们最终只要能够抓住关键少数,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再难也要做,一定会产生效果的。这个问题一步步做,时间在我们一边,这么大的国家,这么精彩的故事,怎么会讲不好,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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