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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夸大风险，但没人能100%保证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这一次出现这种现象，那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疫苗中心主任坎普曼说。
她解释道，“到目前为止，新冠疫苗的动物试验和人体试验还没有发出令人担忧的信号，但我们必须谨慎行事。抗体依赖增强效应的关键是当曾经的感染者再度遇到病毒时，会发生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从这点来说，最早发生疫情的武汉是一个重要的观察地。如果有（曾经感染的）人病得更厉害，那将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坎普曼指出，美国和日本已经有一些关于幼儿严重超免疫综合症病例的报告。“这些儿童抗体检测呈阳性，说明他们以前感染过新冠病毒，但是没有症状。而现在他们因为多系统的严重炎症而住医。这让我很担心，因为这可能是ADE的信号。”她说。
归根到底，我们对于新冠病毒的了解仍在不断深入完善之中。尽管一些疫苗研发机构和政府陆续传出研发取得积极进展的消息，但鉴于新冠疫苗研制工作尚处于初级阶段且缺乏科学数据，目前很难选出一款最有希望成功的新冠疫苗。
坎普曼介绍，如果一款疫苗三期试验数据良好，世卫组织将对数据进行资格预审程序。如果产品通过了世卫组织的资格预审，欧洲、美国、中国的国家药品监管机构就会更快地给予批准。
“我不认为我们真的可以将这个过程显著地缩短，因为我们必须仔细地审核相关数据。我最担心的是，我们匆忙地推出一种长期来看可能不安全、不有效的产品，最终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她说。
盖茨基金会创始人比尔 · 盖茨更表示，将会为资助的所有七个疫苗项目工厂提供资金，尽管最终可能只有一两个会最终被使用。“这样我们就不会浪费时间。”他说。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战略创新与新投资者中心主任张丽近日在盖茨基金会举办的全球健康与发展媒体研讨班上表示，新冠疫苗从研发到使用总共涉及四个关键环节：研发、生产、采购和接种。
“我们知道疫苗研发的成功率不高，现在在世卫注册的至少有126支候选疫苗，最后能够成功只有7%的比例。疫苗研发进入临床试验之后，成功率只能提高到17%。如何能够在研发成功之后投入生产？目前很多厂家是没有足够产能的。”她说。
制造和分销前所未有规模的疫苗将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在低温条件下包装和运输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想象一下只考虑一个看似最简单的步骤： 将疫苗装入小瓶中，就需要制造商采购数十亿个小瓶和数十亿个塞子，用机器精准地灌装和密封都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疫苗接种的方法千差万别。有些产品比其他产品更容易生产和交付。然而总体来说生产、运输、管理和监控数十亿剂量疫苗所需的操作规模将超过人类从两次世界大战到登月任务的任何尝试。我们需要科学家、医学专家、政策制定者、行政人员齐心协力来迎接如此巨大的挑战。”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免疫学教授阿尔特曼说。
在采购方面，张丽表示，疫苗先供应哪个国家？在一个国家里怎样设置接种群体的先后顺序？应该给谁、给哪一类群体先做免疫？这个计划从哪里来？这些都是挑战。
“从宏观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过程中首先要避免的是所谓的疫苗民族主义。如果每个国家都在这个时候首当其冲地跟所有厂家签订双边协议，最后难免的情况就是低收入国家和没有资源的国家分不到疫苗，尤其是最初的疫苗。”她说。“而这将严重影响疫苗的公平可及性。”
面对新冠病毒的威胁，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CEO理查德·哈切特的话一针见血，“我们所有人都目睹了本次疫情给人类生命健康以及全球经济所造成的毁灭性打击。每个人都希望疫情尽快结束。而结束疫情的唯一希望是各国通力合作。
“在疫情防控面前，各国政府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是，我们看待疫情时不能把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放在对立面。如果各国政府自行其是，这个计划就无法实现。如果单纯依赖市场，则存在疫苗研制失败、民众丧失信心、疫苗价格飙升等风险。如果各国各自支持不同的疫苗生产商，就会面临上述各种风险。我们应该把疫苗研发当做是人类与病毒之间的竞赛，而并非国与国之间的相互竞争。这样最终将令所有国家受益。” 哈切特说道。
全球流行病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样大的全球流行可能会持续数年，各个国家可能会遭遇多次疫情暴发，疫情得到控制后会卷土重来。哈切特进一步指出，全世界需要建立一个在疫苗研发后数年内都能运作的公平的全球分配制度。这个体系需要资金、管理、以及全球的支持和协作。
坎普曼说，她身边的大多数人都已准备好接种新冠疫苗了。“我最初认为，‘我越早感染新冠病毒越好。’我现在不再这么想了。我已经50多岁了，我看到有我的同龄人接上了呼吸机。我希望疫苗尽快研发出来。”